怀远荆山南麓的烈士陵园，依山傍水，松柏长青。园内赭石构筑的“双烈亭”挺拔峭耸，是为纪念在1911年同盟会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怀远籍革命志士宋玉琳和程良而建。烈士的牺牲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宋玉琳（1879-1911），又名豫琳，字建侯，怀远城关人。其父宋元甫，字锡禄，曾在清县衙内任文牍。母亲李氏，早年去世。玉琳幼年与弟弟复生均由继母刘氏抚养成人。玉琳自幼聪慧，文思敏捷，擅长诗文。15岁时，遵父命到凤阳府应童子试，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但这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他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国弱民贫，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十分愤慨，遂与县内爱国知识分子孙斐轩、方剑飞、姚剑泉、张涵初、范国才、杨耀南等人交往，思想更趋激进。玉琳19岁时娶本县沙沟草寺孙氏女子为妻，感情很好。但不到一年，妻子病故，不久父亲又去世，家道中落。玉琳倾心革命，为实现推翻清朝、救国救民的志向，毅然离家，寻求革命道路。他曾在家书中写道：“斩首成一快，莫负少年头。”“富贵利禄岂能动，生死绝不变初衷。”表达了自己献身革命的坚强决心。

1905年，陈独秀在安庆秘密组织“岳王会”，宋玉琳被吸收为会员，后又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1907年，玉琳进安庆巡警学堂上学。当时，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徐锡麟为打进清政府内部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捐资清政府得道员官衔，赴安徽试用，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徐锡麟安排光复会员潜入安庆，准备起义，并约秋瑾同期于浙江呼应。因起义计划泄露，徐锡麟被迫仓促起事，7月6日在安庆刺杀清安徽巡抚恩铭，印发《光复军告示》，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因清军反扑，起义失败，徐锡麟不幸被捕，宋玉琳与20多名巡警学堂学生也同时被逮捕关押。清朝官府杀害徐锡麟时，将宋玉琳、朱蕴山等人押至刑场陪斩。宋玉琳毫不畏惧，表现出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宋玉琳后被释放，参加了安庆新军。新军是清末编练的新式陆军，由于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新军士兵不少人倾向革命，一部分新军成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1908年11月，光复会成员熊成基在安庆领导新军马炮营起义，宋玉琳作为“岳王会”骨干和范传甲等参与起义的策划工作。后来起义失败，熊成基、范传甲殉难，宋玉琳遂于1909年离开安庆，到南京联络同志。

1910年秋天，宋玉琳再至安庆，为隐蔽身份，谋有所举，又考入高等巡警学校，在安庆一家小旅舍安身。旅舍楼房破旧矮小，宋玉琳自撰对联曰：“危楼无下士，矮房住高人。”体现了革命者的博大胸怀。由于徐锡麟、熊成基先后在安庆领导起义未成，清政府防范严密，宋玉琳一时难有作为。当时广州为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发源地，于是宋玉琳决定奔赴广州。因费用拮据，曾得到其姐丈林锡侯慷慨资助。临行时玉琳写信给弟弟复生诀别，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行前，朱蕴山、韩衍等为之送行，并赠诗一首：“慷慨数恩仇，苍茫万里舟。此行各努力，相约白门秋。”1911年2月，宋玉琳率江淮革命志士97人奔赴广州，谋划起义，程良也与之同行。

程良（1883-1911），又名亮元、学梁，字元亮，怀远城关人。其父程万彭，以瓦工为业，行侠仗义，好为乡邻排忧解难，不避权贵。母亲朱氏，县西支湖人。程良小时候家境贫穷，清提督李绍武老而无子，因与程万彭有亲戚关系，遂收程良为义子。后来程良在李家受歧视，于是愤而复姓归宗。程良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少时稍通文史，体力强健，诚朴侠义，人称“呆公子”。18岁时离家到安庆，19岁肄业于安庆陆军小学。1905年由倪映典、郑赞臣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赵声（同盟会骨干）统领新军三十二标驻南京，程良在赵声部下任正目。赵声经常率部队在明陵操练，演讲革命道理，每当讲到精辟生动之处，程良常常感动得流泪。后来赵声转至广州，程良也跟随前往，在赵声部下任职。1908年，程良回到安徽，与熊成基、宋玉琳等共谋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失败后离开安庆。1909年，程良再到南京，与宋玉琳相约同赴广州。1911年2月，程良随宋玉琳一行奔赴广州，同在赵声部下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同盟会在多次起义失败后，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决定再接再厉，集中全部力量，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兴、赵声在香港组成统筹部并分任正、副部长。派人到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各地同盟会员纷纷潜入广州，准备起义。并从香港选派骨干八百人组成敢死队进入广州，陆续设立秘密机关三十余处。

广州起义前，宋玉琳在马鞍街设立机关部，程良则伪装哑人，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充当联络。

1911年4月8日，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击毙清将军孚琦，被捕牺牲。由于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同盟会起义计划作了改变，在力量尚未集中而又不得不发动的情况下，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黄兴率敢死队一百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转攻督练公所，正遇清水师提督李准率兵截击，双方展开激战。黄兴的右手在激战中被打断了两个指头，但仍然沉着地指挥战斗。

此时，宋玉琳、程良等加入黄兴所部，攻打总督衙门，转战华宁里，冲锋陷阵，英勇顽强，血染襟袖。起义军奋战一昼夜，伤亡严重，被迫退却。宋玉琳见情况危急，催促程良先退。程良说：“与君同来，不能忍去。”两人继续并肩血战，最终弹尽力竭被捕。

之后宋玉琳在受刑讯时，大义凛然，慷慨激昂，陈述黄兴攻战之理由，并坦言道：“安庆之役，吾当死而未死，将有以报吾友范君也，今日者则可以死矣。”问官及观审者无不动容。

清水师提督李准严刑逼讯程良，程良英勇不屈，大骂道：“吾与满奴无可言者。”再三讯问，终不答话，当时被称为“哑党人”。

两人就义时，宋玉琳32岁，程良28岁。

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归于失败，革命党人牺牲一百多人。事后广州民众收殓遗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其中知名者有林觉民、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徐广滔等，宋玉琳、程良亦在其中，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同盟会的策动下，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汉阳和汉口相继光复。革命党人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四个省先后宣布独立，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向了覆亡。

孙中山先生后来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对黄花岗起义作了高度评价：“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人们不会忘记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志士仁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岗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篡”。后来邹海滨撰写《黄花岗烈士事略》，对宋玉琳、程良均有记述。

1912年5月5日，黄兴为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撰写挽联：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1930年，怀远民众为纪念宋玉琳和程良，在荆山北麓的白乳泉附近建造起一座砖木结构的“双烈祠”，并立下纪念碑文。建国后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怀远县人民政府又出资10万元，在荆山南麓的烈士陵园内建造“双烈亭”。精美的石亭，背倚青山，俯瞰淮河，让宋玉琳和程良两位烈士的英名永远留驻在故乡的荆山淮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