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难民抛弃了家乡的一切,问清一个方向,然后就这样一直走了过来。一个女难民告诉我,她在索马里失去了一切:干旱夺去了庄稼和牲畜,战火夺去丈夫,瘟疫又夺走了独子。她失去了能够失去的一切,只剩下一条命。她希望从这里穿过边境,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希望。”
不知从何时起,一座座难民营逐渐形成,分布在多卢(Doolow)这座多次被战乱蹂躏的小城周围。这是索马里南部前往埃塞俄比亚的必经之路,也是希望逃出国门的索马里难民的最后一站。
从低空盘旋的飞机上俯视,枯黄而贫瘠的土地上散乱的难民营,以及步履蹒跚的索马里灾民,无一不深深震撼着朱里奥•迪•斯图尔科——来自意大利米兰、曾获荷赛新闻奖的青年摄影师。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工作人员介绍,一场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和饥荒,正席卷包括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整个非洲之角,导致大约1200万人受灾。其中的很多人流离失所,忍饥挨饿。
大量索马里难民涌向该国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的地方,试图穿越国界,寻觅生机。一个难民营有时每天要接纳超过1000名难民,粮食、饮水和药品稀缺,人们朝不保夕。
UNICEF请朱里奥来到这里,是希望他能通过拍摄,向世界讲述这场大饥荒的严峻程度。
“6天的拍摄结束后,我离开了索马里,前往泰国执行最新任务。以前我从来没有拍摄过索马里和索马里人。可很早以前,我就期望能去那里拍照。曾经,索马里给我的印象,就是动荡、人人都充满攻击性、对外国人极端不友好。
“但这次在索马里,我发现那里的人们是如此善良友好。我现在人在泰国,但迫切希望可以尽快重返索马里。下次,我希望能有更长的时间待在那里,不单单是为了完成一个短期任务。我想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朱里奥动情地说。
为了拍摄,他每天生活在难民中间
接到UNICEF的邀请信时,朱里奥正在埃塞俄比亚执行拍摄任务。他们希望他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去拍摄饥荒情况,并介绍说,当地的大旱已造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自1991至1992年索马里大灾荒以来非洲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朱里奥稍作准备,就与UNICEF工作人员从内罗毕搭乘飞机,一同前往索马里南部与埃塞接壤的边境小城多卢。
“为了拍摄这场肆虐非洲之角的旱灾和饥荒,今年7月我两赴索马里,每次为期3天。第一次是和UNICEF去的,第二次与英国一个保护牲畜的NGO‘斯帕纳’。
第一次是到索埃边境,第二次则去了肯尼亚与索马里的交界处。在那里,你没办法一个人行动,要么是和联合国,要么是NGO;他们能提供武装护卫和饮食。一个人是付不起保护费的。你必须要提前找当地人帮忙。”朱里奥介绍说。
索马里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但跟着联合国或者大的NGO组织,基本上可以保障安全。靠近边境的难民营也较平静。
最初,朱里奥打算到边境慈善组织开设的诊所寻找拍摄对象,也设想在难民营找一个难民家庭,作为故事的主角。“我们后来也确实到了那些地方,去尝试这样拍摄,但计划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改变,当我赶到时,觉得现实和自已想象的不同。在这场灾难中,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难民营中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索马里,妇女儿童是最弱势群体。”
那段时间,朱里奥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他知道如果想要拍好他们,自己必须和他们一起生活,才能了解他们的故事,并拍出好照片来反映难民营的生活。
每天从早到晚,从难民们排队领取加糖的玉米粥、食用油和其他食品开始,朱里奥就开始工作。他会在几百人的队伍中去和难民们聊天,他们做什么,他都跟着做,以此走进灾民的生活。
难民对这位摄影师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需要倾诉自己的生活,需要倾听者。对那些一路孤寂、长途跋涉到这里的索马里人来说,有人肯耐心倾听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不过,难民们很不喜欢被拍照,对这种现代的东西似乎很抵触。但只要朱里奥耐心和他们交谈,对方大多会放下戒心。“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好。但如果你一心拍照,而不与他们交谈,难民们就会有些懊恼。他们希望你能同他们交谈,而不是用冷冰冰的机器对着他们。
“通过她们的叙述,我发现她们的经历都非常相似:丈夫被武装分子抓走或杀害,旱灾又让她们失去全部财产,所以她们选择了逃难,用了几十天到几个月,抵达边境线上的难民营。尽管很多人在路上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起码这里有饭吃、有水喝,有活下去的希望。或许某一天,她们会再次上路,穿越国境线,前往传说中的富饶之地——埃塞俄比亚或肯尼亚。”摄影师说。
死亡旅程的终点站
对很多索马里难民来说,逃难就是一段死亡旅程。每一天,总会有无数新面孔出现在营地,这些索马里妇女抱着五六岁的孩子或几个月大的婴儿。
UNICEF等国际救援机构的临时食物发放点,设立在简易的帐篷下。难民们排上数小时的队,以便吃上逃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以来,唯一一顿烹饪过的食物——玉米熬成的粥。
难民营里数万名一无所有的索马里难民,此前几乎靠着沿路乞食,并且随时要躲避可能出现的持枪暴徒,才能勉强拖着又饿又累的身躯抵达这里。她们大部分人都靠着双脚,背着襁褓中的婴儿一路走到多卢;还有一些人是坐着驴车来的。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够搭乘汽车抵达。
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称,每一天任意时刻,都会有超过两千人的难民正在向这里涌来,为此UNICEF不得不不断增加新的食品发放点。
朱里奥说,“我曾看到UNICEF从一些贸易商那里购入很多包装好的食物,分发给难民。而NGO斯帕纳则负责为牲畜提供食物。但源源不断的难民,让这些机构也捉襟见肘。”
对饥饿的恐慌,时常让这些善良的索马里女难民精神崩溃。各种各样的谣言,让人们惊魂不定,有时不得不靠持枪的士兵来维持秩序。
通过与难民的交谈,朱里奥发现这怨不得这些可怜的妇女。她们中的很多人在从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地方长途跋涉抵达这里时,虽然见惯了亲朋骨肉的突然死亡,但面对饥饿和死亡仍感到恐惧,害怕那种突然失去一切的感觉。
“难民营的食物虽然简单,但是对于一直饥肠辘辘的她们来说,简单的玉米粥甚至国际机构提供的盛饭塑料盘,都能让她们感觉自己重新抓住活的希望。”朱里奥说。
能活着抵达难民营的人都是幸运者。尽管如此,据UNICEF工作人员说,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的难民情况还算好,那些从数百到上千公里外赶来的人,往往到达多卢时身体就已经极度虚弱,浑身是病。活着抵达的儿童则超过半数都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
“那些幼小生命的处境让我震惊,孩子们缺衣少食,更不用说医疗。在前往多卢的路上,每天都有许多儿童死去。目睹这一切让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朱里奥说,“但那一刻我又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这场肆虐非洲的旱灾,我感到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抗衡。在我眼前,是数不清的难民,索马里政府已经名存实亡,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唯一欣慰的是,周围国家还是在做一些事情,比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还有联合国、国际慈善机构等等。这时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帮助,起码提供更多食物。”
“你去哪里都得雇佣武装护卫”
“我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他们的生活,但是我只能和你说,他们的悲惨无法言说,我拍摄到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朱里奥说。他想让更多人了解索马里难民的境遇,从而帮助这些被自己国家抛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