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威尼斯或戛纳这些标榜艺术的影展里，赞助商和投资商这两根金钱的指挥棒左右了竞赛单元的选择。来来往往于影展，在深知文化潜规则很难被改变以后，我们还能做的，只是在审美的层面寻找想象力的花朵。有人说，很多时候，纵容这些“任性”的电影，是纵容真诚的表达。
“我不知道这电影应该是什么模样，是激情和执著带着我往前走；不要问我这电影究竟是关于‘什么’，这是一段启蒙的旅程，我不知道前方会遇到什么。”这是拍摄《王尔德/莎乐美》的时候，导演阿尔·帕西诺对摄影师说的话，这个场景被记录在电影里，不意外地，摄影师当即露出一脸崩溃的表情——说出这番话的导演，这样的帕西诺，似乎太任性了。
如果不任性，也就没有《王尔德/莎乐美》。它不是剧情片，也不是常规的纪录片，这是一个艺术家在时空黑暗的隧道里固执地寻找着另一个艺术家的身影。从洛杉矶的排练厅出发，历经都柏林、伦敦和巴黎的追随之旅，回到洛杉矶的剧场里演出《莎乐美》，帕西诺徘徊在作家度过最后岁月的房间里，他吟诵《雷丁监狱之歌》的诗句，他在舞台上扮演希律王——他始终在寻找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奥斯卡·王尔德。借用王尔德本人的话：艺术总是关于表象和符号，一旦深入其中，就是危险的事。那么帕西诺导演这部《王尔德/莎乐美》，是桩危险的事，它试图解开与激情有关的秘密，这既是最初的爱，也是最后的仪式，这电影成了一份爱的告白，终究，是任性的。
在威尼斯，最不缺各种“任性”的电影。
拍出《王尔德/莎乐美》的帕西诺，让人联想到伊朗女子莎塔琵在《梅子鸡》里描绘的叔祖父：“偏执、激烈、以自我为中心，又可爱迷人，是个孤芳自赏的人。艺术家总是孤芳自赏的。”其实，莎塔琵得承认，她和她的参赛片《梅子鸡》也是“任性”的，她能满不在乎地对记者说：“《梅子鸡》是漫画的现实，我对现实主义没兴趣，电影与爱有关、与梦有关，是让想象力放纵的地方。”
她的上一部《我在伊朗长大》是德黑兰叛逆少女的亲身经历，刻骨铭心，卸了这挑情感重担，以家中长辈语焉不详的往事轶事作蓝本的《梅子鸡》就活泼得近乎轻佻了。我的英国同行惋惜这电影甜美过分，不过以女生的眼光看，反而是《梅子鸡》讨人喜欢的地方。这故事多肤浅呀，无非是一段相爱不能相守的8点档剧情，偏偏讲得风流随性，用梦的清澈双眼凝视着爱、凝视着美。那是被漫画的德黑兰，细密画风的色彩和线条酝酿了欢喜闹腾的空气，一串一串闹剧的音符却是为了奏出爱的凭吊歌，拨开琐碎冗长的记忆，前望后望的几十年，往事像散了一地的珠子满地乱滚，而那根遗落的丝线，是一段没有机会实现的爱情。死生交替的一瞬间，青春的回忆如潮水奔涌，几乎就像《死者》最后的段落了。当然，莎塔琵毕竟不是乔伊斯，《梅子鸡》不深刻、不复杂，只是，想象力的繁花落在爱情故事的画布上——讲故事的想象力是值得被珍惜的美德。
和莎塔琵同样年轻，同样才拍出第二部长片的斯蒂夫·麦昆也是“任性”的。他的入围竞赛单元的新片是一种惊喜，上一部《饥饿》尚且过分依赖对白，这部《羞耻》已经闪烁着“纯电影”的灵韵，节奏如水一般流畅，是一首用画面写成的诗、一首有关生命孤独和情爱荒凉的诗。电影里女主角凯瑞·穆丽根对男主角迈克尔·法斯宾德说：“我们都不是坏人，是这世界坏了。”镜头下分明是赏心悦目的男孩女孩，但麦昆拒绝刻意的戏剧性、拒绝廉价的浪漫，黑暗的情欲在伦理禁忌的水面下汹涌，他任性地拒绝安排任何救赎的结尾，孤独的归于孤独，荒凉的归于荒凉，以欲望写死亡——这几乎是大岛渚曾经到达的高度。
比利时女导演香特·阿克曼在《奥迈耶的痴梦》里的“任性”，更是一份值得被珍惜的馈赠。该怎样形容阿克曼？女权主义者，实验电影的先锋，幽默的悲观主义者，一个不那么按常理出牌、始终保持着内心真诚的小个子比利时女人，她在25岁拍出的《让娜·迪尔曼》在25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是一部大胆新锐的电影。
至于这部参展的《奥迈耶的痴梦》，也许是今年威尼斯影展最美的收获，康拉德原作里男性荷尔蒙泛滥的英雄主义被不动声色地消解，南亚的雨林里没有传奇，这是一个所有希望都破灭的女孩唱出的天鹅之歌，一支关于梦想和时间的悲歌。阿克曼拍《奥迈耶的痴梦》时，保持了她这些年拍纪录片的习惯，没有计划表，没有分镜头剧本，电影工业流水线的程序在她这里失效了。她总是穿睡衣出现在片场，每一天都像即兴演出，拍到第三天，和她合作许多年的音效剪辑师对摄影师说：“你看，拍剧情片跟拍纪录片一样，任性的老样子。”她拍《奥迈耶的痴梦》，是充满邂逅、相遇和重逢的发现之旅，我们看《奥迈耶的痴梦》，也是这样。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的电影，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人沉溺，就像故事里雨林和河流那样包围了我们，所有流逝的片刻会蜿蜒着回来，在时间这股旋转的涡流里，梦境和现实融化了边界。阿克曼说：“我之所以拍电影，是想说一些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也希望我的电影，能唤起观众心里的‘未知’。”在面对未知和恐惧以后找到内心的自由，这是阿克曼坚持的“任性”，这也是电影能做的最美好的事之一。
电影是媒体，是金钱和技术的私生子，是无情的工业机器，还可以是什么？借用尼古拉斯·雷在《我们再也回不去》里教给学生的第一句话：电影首先是体验、是感受、是我们如何用影像呈现经验的世界。这是拍出《无因的反叛》的导演、一个酗酒潦倒的老头教给学生的第一课，也是唯一的一课，至于他的这部遗作《我们再也回不去》，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新锐大胆的——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任性的人拍的“任性”的电影，有时候，“任性”是因为跑得太快，在遥远的前方孤独地等着后来的人。
本报特派记者 柳青 （本报威尼斯9月7日专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