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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乃强——不留余地的旁观者(一)
2011-09-06 09:05:34 来源:腾讯 作者: 【 】 浏览:3224次 评论:0

"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画画。"

《大师》:翁老,您的家族里面有从事跟艺术相关工作的吗?

翁乃强:应该是有,我是印尼华侨,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他从小喜欢画画,他也画画。后来跟一个很有名的印尼画家李曼峰两个人合作,搞了一个广告公司,那个时候还搞了照相馆。后来搞电影公司,拍印尼的故事片。

所以我小的时候受到我父亲,还有我的义父,就是李曼峰的影响。我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里的那个时候画画,画静物、人像,我经常去看他画画,所以都很喜欢的。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吧,所以让我回国以后,初中毕业就选择美术,考上美术学院附中,学美术,从事美术。

"我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怎么冲胶卷、印照片了。"

《大师》:还记得您第一次拿相机的时候吗?拍的什么?

翁乃强:我那个时候,在印尼都是小的时候,十一二岁。我家庭就是照相馆,经常看见我父亲给别人照相,自己也动动相机什么的。后来我父亲看我挺喜欢照相的,给我买了一个相机。那个时候是蔡司折叠式的,可以拍8张,加一个框子,可以拍16张的那种相机。

12岁给我买了一个相机之后,我自己就在学校里面拍拍同学,拍拍学校的一些活动,就在上学的时候拍照。也拍一点风光,那个时候到了印尼的火山、覆舟山,到风景好的地方拍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学。

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启蒙老师,是一个海南人,叫周昌平,他是《生活报》的摄影记者。《生活报》就在我们家里,我父亲一开始支持华侨进步报纸,那个报纸就在我们家里,所以说我们经常碰见好多记者。那个摄影记者叫周昌平。

我父亲跟他说,周先生,我那个小孩很喜欢照相,你教教他吧。"好啊,我照相的时候让他跟着我。"我有时候就跟着他,我没事的时候,放学或者什么时候,他刚好有事拍个照,他就教我。教我怎么冲胶卷,教我怎么印照片。我那个时候十一二岁就开始了。

"他拍照不是给我们留念,他拍的是汽车上贴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

《大师》:那个时候您对摄影的功能怎么理解的?

翁乃强:那个时候就是好玩嘛,我父亲开照相馆,拍了好多照片,我们家里的照片,还有外边的照片,还有照相馆里面照节日。到印尼有个八月十一也是元宵节,那个时候街上人很多,到我家去照相的人特别多,我小的时候就爱看他们照相。

那个表情,各种各样的表情,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表情挺有意思的,所以说是受过这方面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事,现在想起来,我就感觉这个摄影的功能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日本人到印尼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抓人了,抓一些华侨,抓一些进步人士。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叫我们几个孩子在一个汽车前,我家里那个时候有汽车,汽车前面几个小孩在拍照。他拍照不是给我们留念,他拍的是在汽车上面贴的一个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

就是日本人到哪儿就把所有的汽车都封了,不让你拿走。就是留下了那个照片,这样子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感觉这个照片可以记录一些事,一个事件或什么事。这个照片在电脑里面,待会给你看看。所以说这方面给我印象很深。

"翁乃强,我看你不一定报名当工人了,你还是学画吧。"

翁乃强: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大了以后要搞摄影,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喜欢,给同学留留影,现在还有我们小学同学一块在学校里面得奖,卫生奖什么的,在学校里面一块合影的照片。

后来我回国以后,在学校也是经常给同学拍照,我们附中的同学,二十五中的同学,因为我有照相机了,就喜欢照相。

《大师》:你当时的志愿,是毕业以后当一名工人?

翁乃强:不,我要当画家。可是那个时候,当时国棉二厂刚好要招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刚好国棉二厂招工,我感觉很多人都去报名,要当工人,当工人那时候光荣。我就说,我也去报名参加,当工人好。

那个时候我一个辅导老师,叫周学瑾,二十五中的。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在少先队员时画布置板报,画一些画,插图什么的,负责板报。他知道我喜欢画画。

而且我参加过景山公园的一个少先队的一个美术比赛,我还得了奖,还拿了一个奖牌。这样子以后他就知道我喜欢画画,他就跟我说,翁乃强,你爸爸妈妈在国外呢,你有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你就报名当工人,我看你不一定报名当工人了,你还是学画吧。就这样子我就没有当工人了,就学画。

学画,初中毕业我就考上美术学院附中,就是这个老师鼓励我的,叫周学瑾。

"那时候学校就像自个家,同学互相之间都很亲的,搞反右的时候伤了一些心。"

《大师》:后来你考上美院之后,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艾中信?

翁乃强:这个是这样子,我在附中美院学习的时候,我有好多老师,像高亚光老师、赵允安老师、丁井文校长,他们都很关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回国华侨都住校,学校就是自个家,同学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互相之间都很亲的,都很好的。

刚好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搞反右斗争,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被划成右派。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小,都够不上什么右派。反正就是同学之间有一些矛盾,伤了一些心。

另外,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是考学的时候,刚好讨论应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一个普通劳动者,还是一个画家。那个时候到最后得出结论是要普通劳动者,这样子以后美院要"掺沙子",要招一些工农的同学。

我们附中同学很多都是画得很好,都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很多都是很进步的思想。可是在这种思想下,有些同学业务挺好的,都没考上。因为当时要"掺沙子",从农村、工厂里面调了一些人来学,是这样子的。

我就考,考美院的时候。我一开始想,我是海外回来的,父母亲还在海外,我可能考不上,有一点担心。可是还是要考嘛,就是考试要考。考完了,通过考试以后,给我考试的是谁呢?就是艾中信先生。

他说,乃强,你是海外回来的。我说,是啊,我是印尼回来的。你的爸爸妈妈干什么的?我就说,我爸爸妈妈是印尼的华国华侨,是搞广告公司、电影公司的。反正把我的父亲介绍一下。

他说,你为什么要学美术啊?我说,我喜欢美术,美术能够为人民服务。当时就是这样讲的,为国家服务,我回国的目的也是要为国家服务。后来他说,那你等着,听消息吧。

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结果一发榜,有我了,考上了。艾中信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知道我的爸爸是海外华侨,我在海外回来的。他就跟我说,翁乃强,你爸爸妈妈都在国外,你有什么事就可以找我,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你,很关心的,就像家长一样受到他的帮助。

"做艺术要出自于生活,要在生活里面去挖掘,而不是主观想象。"

翁乃强:更主要的在学习上面,他后来帮助我很大,对认识一些问题。我的毕业创作,到海南岛。那个时候我到海南岛兴隆农场,我是华侨嘛,我就说,我到兴隆华侨农场去体验,我更能够了解海外华侨的心情吧。结果就到海南的兴隆农场参加他们的青年突击队,砍耙。

砍那个荒山,然后弄育林坑,挖坑,种上橡胶苗,很艰苦的。那个时候吃东西吃什么呢?没有菜,吃黄酱,还有米饭,还有空心菜,每天都吃这个。劳动又很强,海南的地方很热,里面有虫子,飞的虫子,还有咬的。

我就在那边体验生活,搞画画,搞创作。回来以后,我就有一种心情,就是对这些画家青年能够回国,为回国开荒种橡胶苗,做贡献的一种热情,要歌颂他们。所以就有开荒之歌,写了一个题目。就画小草图。

我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光着膀子,在那儿拿着砍耙砍,好像人猿泰山似的,后面又有什么动物,有蛇和什么东西,主观地想怎么歌颂他们。反正歌颂这些青年,就把这些稿子给艾中信看。

他就皱了一个眉头,他说,乃强,我想想,你去找韦启美老师。当时韦启美也负责我们第一工作室,就是吴作人工作室,让我去找他,说他可能给你很好的指导。我说,好。我就给韦先生看。

韦先生说,你这个太概念,没有生活。好像你想象的,你不去你也可以画成这样。我说怎么办呢?结果他说,翁乃强,你的速写画了吗?我说,我画了生活速写。你把速写本给我,我就给他了。

他就翻,一翻,就说,这不是很好嘛,这就是生活,这是开荒之歌。现在我这两个老师都不在,他们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一看,他说,这个是真正的生活。你在工地上画他们的生活,几个女孩子砍耙的时候休息,休息的时候在磨刀、磨镰,有几个拿着小纸片在那儿唱歌,在一个芭蕉树,还开着花的地方,在下面唱歌。

他说,这个才是你看到的,你的生活。你画了这个,为什么要主观地去想象呢,你在生活里面看到的东西就放在一边了。你那个是概念的,好像是喊口号这样子,没有生活。这个给我的体会很大。

后来我的一个毕业创造,就是画的开荒之歌,几个女孩子在那儿唱歌,有的在磨砍耙刀。这样子,后来使我做艺术要出自于生活,要在生活里面去挖掘,而不是主观想象,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你搞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要真正地了解,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主观主义的弄虚作假,去摆布。人家农民不是这样,你去摆布成这样子,你要让他怎么站着,让他怎么样,就不真实了,都是你主观的指挥人。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后来我拍照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这方面。所以说艾中信是我的恩师,他给我很大的帮助。主要的是在思想跟艺术上面的启发,艾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现在出了好多书。有一个《读画论画》,他分析很多艺术作品、美术作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

看了他的东西、他的教导,让我们提高很快,感觉脑子开朗了,有些东西突然开朗了。当然他现在走了,我的三个老师,吴作人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我上美术学院第一工作室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好,就是一年里面我们去拜访他,让他看看,给我们指导、讲讲,具体教学还是艾先生跟韦启美先生,这两个老师都走了。

"王苗拍的《笼里笼外》,就是跟黄祥坤一块到动物园去拍照,黄先生带她的。"

《大师》:你毕业之后就去了《人民中国》吗?

翁乃强:对,我从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外文局。

这个杂志就是对日本宣传的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我又碰上了一个好老师——黄祥坤。黄祥坤也是印尼华侨,他原来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摄影记者,后来《南侨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左派吧,在哪儿待不住了,就到印尼去了。

在印尼,他又到《生活报》,《生活报》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来《生活报》工作,不久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就分配到外文局当摄影记者。他认识我,因为他在《生活报》工作过,他跟我爸爸也很好,就认识我。

到那边我就见到他,我说,老黄,你在这儿。他说,是啊。他是我的老师,他在摄影上面很有经验。另外,他很反对摆布,提倡抓拍,要在生活里面去发现。

罗晓韵,还有王苗也是跟他学的,王苗拍的《笼里笼外》,就是跟黄祥坤一块到动物园去拍照,黄先生带她的。

"当时插秧的时候,农民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人家都笑话。一看就是摆布的,不真实。"

《大师》:其实他的摄影不摆布、要抓拍,对您的影响非常大?

翁乃强:影响不小。

《大师》:但是这个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翁乃强:很难得,所以说他到最后挨批判了。他说他吹捧的是资产阶级。其实这个是对的,你不能去强加于人。国家外文局,我们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比较好的,康大川、安淑渠他们都比较了解对外宣传。因为我们《人民中国》对外宣传刊物,廖承志很关心,日文版嘛。

还有当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还给我们写文章,给我们杂志上提意见。还有好多日本的朋友专家,最主要的有总理跟陈毅都很关心我们外文局对外宣传。他们有些讲话有教导,这个都很重要的。对我的拍摄也很重要的。

比如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廖承志更是很讲究的,就是说拍照要很生动,不要摆布,都是小豆腐块啊。还有外国专家,日本专家都提一些意见,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有些照片,一看是摆布的,人家就提出意见了。当时插秧的时候,农民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人家都笑话。一看就是摆布的,不真实。你是好心,说中国农民生活好了,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人家说,拿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要实事求是,让人家相信你,就是你要说真话。

"《背篓商店》:当时北京郊区连个店也没有,供销社的人赶着毛驴卖小商品。"

《大师》:当时艺术还是要服从于政治嘛,怎么样保证政治正确呢?

翁乃强:我们把中国的变化,本身中国的一些情况就是政治,你能够很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情况,就是政治。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拍了《背篓商店》,周口店那儿有一个供销社,当时北京郊区连店都没有,都要点煤油灯的。那些供销社的人就要赶着毛驴,驮着油桶,还有小商品。

你听过货郎吗?东北唱歌的那个,就是那个,送货,供销上送货到农村,我去拍那个。很真实的,那个地方很苦。可是日本读者看了以后,他说,这个供销社的人很好。农民是很苦的,衣服穿的大棉袄很脏,可是人家感觉到他们是被关怀,有些人送货到那边去,他们可以买到东西。虽然不是很富裕,可是还有人关心他们。

拍了一组这个,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东西你拍出来之后,人家就感到很美好,中国很美好。虽然当时还刚刚解放,我们穷,又是抗美援朝。中国那个时候说实在很混乱的,不像现在汽车堵车什么的。那个时候很少有汽车,北京现在都有电了,都可以看电视了,那个时候是烧煤油。

谁呢?就是供销社这些人驮着,赶着毛驴给农民送煤油,送小商品。所以说,这些都是很感人的,就是说你要很真实地反映一些生活,很实在地去反映。不像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人搞一些弄虚作假,搞一些麦子弄一大堆,让一个小孩坐在上面,说产量有多少,你害人嘛,不是事实嘛。

"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的有诚信,讲话要有良。"

《大师》:能坐4个小孩的,后来有妇女坐到上面。

翁乃强:你弄虚作假这个东西是害人的,你的粮食没有这么多,人家饿得要死,你骗了领导,领导一信就麻烦了。所以说,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的有诚信,讲话要有良心,都是这样子的。

《大师》:您第二年就赶上了文革?

翁乃强:我是1964年分配到了《人民中国》,过了不久就赶上了文革了。还搞过"四清",到衡水东团嘛。那个时候农村很苦啊,搞"四清"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农民到最苦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父母亲送子弟参军,带着大红花,没穿衣服,光着膀子,带着大红花。

我拍了一个照片,现在还有呢,给你找出来。学校里面,咱们《大眼睛的姑娘》谢海龙拍的那个。

《大师》:苏明娟。

翁乃强:那个时候小学也跟她一样,拿几个土块放起来,上面放一块板,就是桌子。小学校、民办老师都是那样,很艰苦的,这个是事实,就是那样。

"《人民中国》也在不断改变,后来增加了很多画刊,图片故事都是很生活的东西。"

《大师》:当时他们对《人民中国》的报告任务,有没有一些指示,题材有没有禁区?就是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

翁乃强:没有不一定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当然我们的总编辑,编辑部告诉你,哪些题材很好,哪些东西要拍的,我们有些连载的东西。《人民中国》也在不断地改变,一开始的时候,《人民中国》刚出版的时候,也是以文字为主了,照片就是排排座的,有些接见外宾的一排人,或者近似豆腐块。做了消息似的。

外文局局长罗俊同志,就是说要改进,对外宣传要改进,要图文并茂。让我们美术组的李玉洪,一个华侨,也是搞美编的。让他从封面一直到杂志的构成提出一个方案,里面增加了好多画刊、图片,有介绍中国的艺术、美术、民间艺术,还有生活、小商店、鱼店、自行车铺、存车处,很生活的东西。

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翻翻过去的《人民中国》杂志,你看看有些题材很有意思的。介绍人,比如介绍医院里面麻醉大夫的生活。我第一次拍就是到积水潭医院去,当时我是当美编去的。

后来黄祥坤知道我会照相,他说,你除了美术编排以后,有时间你再去拍拍照。你去拍积水潭的一个麻醉故事,我就去了。我到积水潭医院里面去采访,去拍医院里的工作情况,怎么给病人麻醉,一直到家庭生活,他跟家里的生活怎么样,拍了一组。

结果刊登出来很受欢迎。就反映了人作为一个护士的生活,很有意思。后来他们说,翁乃强你也当记者吧,拍拍照。这样子,我慢慢地就搞摄影了。

"从天安门门洞开始跑,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蹲下去了。胃痉挛了。"

翁乃强:搞摄影,刚好1966年左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反正文化大革命就拍了一些文革的照片。那个时候,我拍照能够见到毛主席、总理,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那特兴奋。

平常拍不到,这个时候能拍到,而且那个时候很激动的,红卫兵啊。说实在的,很感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轰轰烈烈的,就想把这个事给记录下来。我现在当记者了,有照相机了,而且有彩色片了,我要多拍一点。要把这个时代、这个内容好好地表现出来,就使劲拍。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不怕累,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下面拍照。那个时候要拍毛主席,能跑到观礼台最高的上面,用长镜头。背了好几个相机,又有长的,又有短的,你想想那个相机很重的。一天就是背着那个,结果毛主席坐着车子的时候,我追毛主席那个车拍照的时候。从天安门门洞开始跑,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蹲下去了。

那个地方痉挛了,应该是胃。真的跑不动了,感觉到全身没有力气了,就那样尽量拍。可是待一会休息好了,恢复了以后又快点赶回天安门广场去了,因为毛主席又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拍照,尽量多拍。

这个内容也拍,那个内容也拍,各方面都拍,是这样。所以现在记录下来,这个相机也是彩色片、黑白片,拍了彩色、拍黑白,多拍,就是这样拍。

"当时都很自觉的,自己摆好了就好。在观礼台的时候,边上就是蒋铎,他们的大炮在拍照。"

《大师》:那时候分组吗?比如说你是要跑哪个项目?

翁乃强:没有分组,我就在下面,给我一个流动的记者证,我就流动。我就在广场那儿跑,然后到观礼台跑。后来说拍毛主席,我到观礼台把照相机支架支起来,把长镜头支好,在那儿等着毛主席过来。

《大师》:那时候各家媒体要抢位置吗?

翁乃强:当时记者也不多,不像现在,现在记者有很多。有个什么活动,你看全都用大炮。后来我在采访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两会"的时候,才看到这么多记者,大炮、小炮的排着一大堆,有外国的、中国的。那个时候记者应该还是不多。

所以,没有什么争抢的情况。当时都很自觉的,自己摆好了就好。我在观礼台的时候,我边上就是蒋铎,他们的大炮在拍照。后来才知道他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我拍的照片有他在那儿。他就在那儿说,这就是我。

还有看见吕相友在楼上面,有个新华社记者在城楼上面拍照,我们从下面看得清楚。

"我当时拍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九次,完了之后拍红卫兵大串联。"

《大师》:但是像当时有彩色条件的没几家吧?

翁乃强:没几家,这是当时国家给我们对外宣传工作的支持,那个时候要用外汇,在香港用这个镜头的。可是那个时候也不管了,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照片就尽量多拍。现在想,是应该的。要是不多拍,那个时候的资料就很少了。

那个时候还是值的,这个内容上面是值得。不管怎么样,是留下了一个影像、形象的记录时代的形象资料。所以说,我现在整理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整理出来,还是很有用的。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红卫兵究竟怎么回事,或者怎么东西,都不知道。上山下乡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现在有一些资料可以看到,基本上记录了。我当时拍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九次,完了之后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还有外地各个地方的红卫兵都到全国各地去串联。

我就选了一个哈尔滨军工的一队红卫兵,他们要走红军的路,走长征路。就跟着他们从瑞金那儿开始走,一直走到井冈山,一直走到长沙。本来要到遵义,要过雪山、草地到延安。有想法,那个时候革命的热情,就是这么好的条件,能够走长征路太辛苦了。

就跟着走,有这个采访,领导也支持我们就跟着红卫兵走。拍了一些那个时候到井冈山的照片,现在是红色之旅,也受到教育,知道红军是很苦的。那个时候一边打仗。我们那儿没有打仗,不是很苦了,走到哪儿睡到那儿,完了之后爬山、下雨。

那个老红军就给我们讲故事,一路走下来,晚上的时候脚有些起泡,怎么用针扎,扎了以后用头发丝插到泡里面,让水流出来。老红军教我们怎么打裹腿,跟着哈尔滨军工的。

"我弟弟脖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还有好多人打着标语就上火车到北大荒去了。"

翁乃强:现在这些朋友有时候还来找我,我有时候也找他们,挺好的,就在那个时候拍了一些东西。完了之后接着是上山下乡,那个时候我弟弟刚从海外回来,到华侨补校没多长时间也去了北大荒。

去了北大荒,我送他们到火车站,看到那些青年也是满腔热情,前面朗诵,后面唱歌。我弟弟脖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还有好多人打着标语就上火车到北大荒去了。

可是到那儿怎么样,我就想看看,我就跟领导提出来,我是不是也到北大荒拍拍知识青年的生活。这样我就去了北大荒,拍了一组照片,他们的生活。后来在"798"也搞展览,叫"知青".

这样子连续着,我感觉着应该追求记录时代,摄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别的画画还是主观的东西多一些,这个很客观。

记录时代,你作为记者这个是一个责任,所以说就追求有什么事,国家发生什么事,能拍的尽量拍,能表现的尽量表现。

就这么样,我也没有说领导非得叫你,让你去那儿拍,我自己主动地想,这个有意思,这个很重要的,就去拍。

"没有领导叫我去拍这个那个,想去看晚上北京有什么事,背着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就乱转。"

平常也是带着照相机,我拍过北京晚上12点以后,西单那儿赶着一群羊。从哪儿来的?从草原来的,赶羊的,要准备赶到大红门屠宰场。我拍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群羊穿过长安街。也没有领导叫我去拍这个那个,就感觉到去看看晚上北京有什么事,作为记者要了解,背着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就乱转。

那个时候说实在还挺安全的,我到白塔寺商店门口,摆了很多酒、饮料和吃的东西,没有人看,开着灯,没有人看的。我就去拍照,后来在那个柜子下面有一个老头一下子起来了。干吗的?我说,我是照相的。他一看照相的又睡了。就是那样,好玩着呢。

就是这样,自己去找事,自己感觉到有意思的。到现在我也喜欢这样带着照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些什么东西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这是一种爱好。

"反正自己能够拍到的,感觉到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也不管用不用,发表不发表。"

我在美术学院,我们的老师,好多老先生,吴作人、李苦禅先生、李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有什么活动我就拍这些。现在学校里面很多老先生的照片我都有,很有意思的。还有其他的,舞蹈界的,有些有名的人物我也拍。反正自己能够拍到的,感觉到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

我也不管用不用,发表不发表,我就感觉到有意思,这个东西能够留下来,科学家、有些华侨。最近华侨历史博物馆要奠基,他们说,翁乃强你是不是有一些照片能给我们博物馆。

我就可以找到兴隆华侨农场的砍耙开荒,还有种咖啡的老人,种胡椒的老人,就是海外华侨回来,他们从海外带来一些作物的种子在这儿种植。

我现在正在给他们整理这些照片,准备送给他们,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最近我又到海南去,看到一个郑文泰先生,他也是回国以后当过知识青年,后来他到国外去挣了一些钱。然后他在海南岛开了一个爱华热带花园,他在那儿种树,他脸晒得黑黑的,一身汗。

我去采访他,拍了一些照片。我感觉到挺有意思,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反映人各方面怎么爱国,反映他们的爱国心,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个时候你到广场里面,你看那个红卫兵,这么多人。那些人狂热,你也受感染呢。"

《大师》:像您这么说的话,文革那部分的彩色反转片,您当时并没有很明确政治上的原因,您觉得有政治含义?

翁乃强:我就觉得记录一个活动,国家一个大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咱们也没有经历过究竟是什么样,不知道。我拍了好多,当然我没有拍下枪毙人,没有拍,那个东西我感觉到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都是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或什么东西,那时候就是很崇拜毛主席的。

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然后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是舵手,他是掌船的人,我们的航向是他指挥的。所以说还是很崇敬他。

那个时候你到广场里面,你看那个红卫兵,这么多人。那些人狂热,你也受感染呢。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回国的时候,1951年,中国刚刚解放,还苦。

抗美援朝,咱们刚刚解放,本身很多黄金、故宫的文物很多都弄到台湾去了。咱们中国好多的工厂都没有了,倒闭了,好多都给破坏了,很穷的。咱们解放刚刚完了小米加步枪,结果美国在朝鲜发动朝鲜战争。

然后,我们中国被逼得抗美援朝,那牺牲多少人呢,为了国家,为了新中国,不容易。当时我回国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坐着大船,我们的轮船到哪儿,那儿都不让你上岸,不能靠岸。到新加坡,我们在公海待着,在香港,我们在公海待着。到最后,这是祖国,派了一个船到公海把我们接到广州。

就是这么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不容易。所以说,当时就是感觉到确实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思想,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他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很多人。所以对这些老革命很崇敬,一看到他们,在城楼上一排,那个心情。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以后可以分析。"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这个又连起来了。这样子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以后可以分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有些东西是有形象的记录。当时怎么回事,应该什么地方是正确的,就可以分析。所以说历史经验好好总结,我相信……

《大师》:但是当时你并不明确知道是对的、是错的?

翁乃强:当然了。

《大师》:你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意识它是对的、是错的?

翁乃强:后来"四人帮"嘛,我们敬爱的总理给我们启发很大,清明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照片,纪念总理。那个时候我反正记录了一些东西,一看"四人帮"确实是对我们总理太那个了。

所以说有些慢慢地认识这些东西。现在也是,对一些发生的事要多动一些脑子,要分析。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传,你自己就要听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跟你自己看到的、体会到的东西,要经过分析。你就可以慢慢地很清晰了。

有些东西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思想就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认识、改正,不断的认识、不断地进步,就是这样的。可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方向一定要把握住。就是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要大多数人以你的利益为主。

"像这样见领袖的东西或者什么,我们就不用了,就收起来。"

《大师》:但是像这样拍天安门、拍领袖的那些,你们的照片能用吗?还是要用通用的,就用新华的?

翁乃强:那个时候当然要有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人民中国》提前三个月发稿才能印刷成杂志,运到日本去,才不过期。你怎么办呢?我们要审查的话,要送去送审的话,等回来以后的时间很长。我们就说用《人民画报》的,像这样见领袖的东西或者什么,我们就不用了,就收起来。

假如赶得上,可能会用我们的,因为我们拍的一些照片拍得有些东西挺好的,色彩又好,表情又好,各方面都好。那个时候赶不上,是这样。

"那个时候是废片,现在是好片?不能这么说。"

《大师》:但是你后来拍卖的那张,就是被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那张?

翁乃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说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大致理解了我要拍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这个。就刚好毛主席在城楼西南角上,城墙是这样子,下面是很多人拿着……构图上、形象上,各方面比较好,能够反映出那个气氛来,领袖跟群众的关系,所以就拍了。

《大师》:但是后来也有评论说,那个照片在当时应该是一张废片,是废片吗?因为那张领袖形象不够突出。

翁乃强:那个不能这么说,虽然小可是很突出的,他是在那个角,那个照片当时还没有送去审,那个毛主席特别小,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说,你看领袖人物要高大,要表现得怎么样,可是艺术的东西也不一定。

虽然是很小,可是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也很突出,这个是艺术的表现。而且他可以表现跟群众的关系,一个氛围,一个气氛。我相信当时要发表也可以发表,可是没有审查,很难说。

说废片不能这么说,那个时候是废片,现在是好片?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没有审查,咱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一点,可是有些人猜想,主席就是应该要特别突出。现在有一些东西是艺术的东西,比如说几个领导人要突出主要的。

画画的时候要大一点,其他都要论资排辈,有的稍微小一点,有的在后面更小一点,这样画画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艺术手法是各种各样的,在哪个位置上。

"我们的编辑平常把毛主席像翻了很多,那个地方大小,剪下来贴上去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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